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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管花式执法背后有100人保密第三方

发布时间:2019-07-14 01:23:26 编辑:笔名

武汉城管花式执法背后有100人保密第三方监督

举牌执法:今年3月21日,城管举着“车窗抛物”宣传牌在街头提醒司机。

献花执法:2012年10月,美女执法队员手拿鲜花,在执法中送给配合执法的商户。[1][2][3][4][5]下一页尾页围观执法:2012年9月,20余名城管队员用“围观”的方式“威慑”违规商户。

“过去管理者自己监督,难免会遇到“求情、说好话、抹不开面子的时候。”据武汉城管委市容督察处副处长李华芬介绍,2010年,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提出“第三方检查考核”,随后通过全国招标选定了一家具有统计调查资质的社会机构,并由财政每年支出500万维持这个机构的工作经费。

第三方机构底下有100人左右的调查队伍,调查队员不定期地穿行于武汉的街道取证,照片会通过一款叫“城管通”的软件在2小时内上传到城管内,“问题发现的时间、地点、照片,各区城管局都能看到。

城管委每月对这些监督资料进行量化打分及奖惩问责。前一页[1][2][3][4][5][6]下一页尾页荣斌感觉压力挺大。

在武汉基层城管部门做一线管理20余年,他从未像近来这样神经紧绷,如履薄冰。在辖段里看到一张小纸片,他都会立刻呼叫驻街队员当即处理。

路边任何一位端起相机拍照的路人都可能是政府聘请的第三方监督,其评价结果将直接与队员的奖金、“饭碗”挂钩。

从2010年7月起,武汉通过全国招标,选定一家社会调查机构对该市13个城区和3个管委会的城管工作进行评估。

这个机构自始至终保持神秘,他们聘请的调查人员拿着相机上街检查,发现问题拍照取证。

自此以后,武汉市所有的区、街道每月以第三方调查的结果打分,累计3次不合格的相关负责人将被通报追责甚至被撤职。

与此同时,以市局、各区为单位的督察大队也在考评队员的执法情况,若有“暴力执法”、“不依法行政”的情形出现,“立即脱帽子(撤职)。”

“各个区都在动脑筋、想办法。”洪山区城管局局长赵扬坦言。

近几年,武汉城管各种“花式执法”频繁见诸报端,而在此背后,是这座城市近年来以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的“城管革命”,当地政府试图通过立法、理顺部门职能、完善激励机制、转变执法手段等方式破解城市管理的难题。前一页[1][2][3][4][5][6][7]下一页曾有不同的中央领导人评价武汉是“大县城”、“大工地”。

在过去的多年里,武汉市年年争创“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然而即便湖北省内别的城市成功获评,武汉却依旧落寞榜下。

2010年4月,在北京呆了7年的武汉女孩许宁(化名)回家工作。从武昌火车站打车回汉口,她看到:一路都是拆迁重建的场景,“很多道路在整修,那时节仿佛到处都是推土机的轰鸣声。”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九省通衢的武汉经济总量堪比京沪,而辉煌过后的几十年间却因种种原因而沉寂。近年国家战略布局谋划中部崛起,武汉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正是大建设、大发展时期,甚至有5000到10000万个工地在同时开工,百姓投诉脏乱差,也给城管工作带来了压力。”

武汉市城管委副主任朱建华透露,五六年前,有个港商投资本计划落户武汉,结果对方在考察之后,到董事局一商量改变了主意,放到成都去了,“觉得武汉交通虽便利,但环境不行。”

错失投资的例子并非仅此一次。这引起了时任的湖北省高层官员的注意,“城市管理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2011年7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的意见》,其中首次推出“城管革命”的提法,这也被视为“城管革命”打响的炮。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眼中,所谓“城管革命”有两层意思,“一是城管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改变执法形象;二是改变城市形象。”

在叶青所了解的城市里,用“革命”这一提法的武汉还是首家。

“这是经过反复考量的,其实当时也考虑过用运动或者风暴的提法,但怕让人联想到运动式的行动。”朱建华解释说,所谓“革命”的提法主要是为了表明“改革的决心”,立志要改变“过去管理无序、脏乱严重,重视不够,标准不高,不清的局面”。

“当然,用这种刺激的字眼也是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城管工作群众性明显,如果没有社会参与,怎么做都不行。”前一页[1][2][3][4][5][6][7][8]下一页“如果不公正,会造反。”武汉市城管委市容督察处副处长李华芬对说。

她所在的处室负责收集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对下属的区、街道的工作打分排名。与此同时,“督察处”也在监督第三方。

“这是为了解决城管部门自己监督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端。”李华芬回忆,过去管理者自己监督,难免会遇到“求情、说好话、抹不开面子的时候”。

2010年,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提出“第三方检查考核”,随后该市城管委通过全国招标选定了一家具有统计调查资质的社会机构,并由财政每年支出500万元维持这个机构的工作经费。

据李华芬介绍,该家第三方机构底下有100人左右的调查队伍,调查。

队员不定期地穿行于武汉市的160多条街道和400多条主干道上,中心区域和主干道每月至少受检4次,偏远乡镇则至少2次。

调查内容涵盖了垃圾整治、违法占道、查违控违、施工渣土管理、施工工地环境、市政设施管理、交通窗口环境、湖泊水务环境、社会监督等20多个项目。

取证照片会通过一款叫“城管通”的软件在2小时内上传到武汉市城管内,“问题发现的时间、地点、照片,各区城管局都能看到。”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城管委每月以该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本底资料进行的量化打分及奖惩问责。

根据《武汉城市综合管理考核奖惩办法》,综合考核获得前3名的中心城区将分别获得80万元、50万元、30万元奖励,排名垫底中心城区处以50万元处罚,远城区30万元处罚。

经济处罚的压力之外,让基层长官们压力倍增的是“官帽”也不那么安稳——考核办法规定:连续3个月排名垫底区的区长要在电视媒体上向全市人民检讨。对累计3次不达标的街道,则建议相关区按问责办法免去主要行政负责人职务。

“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因为考评结果落后,一个街道办主任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李华芬还记得,一次市长调度会上,在通报了各区的成绩后,市长不无严肃地对一个排名连续靠后的区的区长说,要是再做不好就并到别的区算了。“这让那个区长很是坐不住。”

既然第三方的考核结果如此重要,如何防止它与调查对象之间利益交换,怎样保证其调查的公正和客观?在这一点上,武汉市颇动了些脑筋。

李华芬告诉,近3年来,这家调查机构的信息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在城管委内部,除局级领导等个别人外,没有人知道这家机构的名称、地址,更不知道究竟是那些人在检查。

一旦发现其与区、街道接触,“立即要取消它的评估资格。”同时,与第三方接触的受检对象的考核结果直接定为“不达标”。

而为了激励第三方机构主动举报受贿者,武汉市城管委还规定,将受贿物品上缴的,在有证据的前提下,将得到城管委的翻倍奖励,相反,被发现得未上缴的,要“罚调查机构的款”。

在此之外,为了避免受检对象摸出规律规避调查,城管委还要求对同一受检对象每次选择不同时间段检查,一旦发现有3次以上同样的时间段检查的也要被罚款。

引入第三方评议以来,李华芬仅收到一次受贿的物品,“是四包香烟,一个乡镇的人结婚乱放爆竹未清理。”城管委评估了物品价格,并当即返给检查员100元。

作为一线执法队员,荣斌感觉,这个第三方就像空气,“看不见却无处不在。”前一页[1][2][3][4][5][6][7][8]下一页城市管理中的问题,板子似乎并不该只往城管一家身上打。在武汉市社科院副院长黄红云看来,城管的话题尤其引人关注,这与多年来社会矛盾的聚集有关。

武汉市城管委协调的工商、园林、城建等职能部门有20余个,涉及职能过百项。

对此,荣斌有个“垃圾桶”理论,“城管的很多权力都是被遗弃的权力,别的部门避之不及的管理都推到城管。”他认为,城管的许多工作直接与弱势群体接触,许多矛盾一触即发。

“比如社保,就业不充分,失业,城乡差别太大,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朱建华认为,城管执法常与这些矛盾混在了一起。

在客观原因之外,沈阳认为,城管的执法问题与其自身“为尽快消除违法,治标不治本”的执法观念莫不相关,也与其“鱼龙混杂的队伍结构”有关。在武汉市面积的洪山区,正式城管队员与协管的数量比例近乎一比五。

“城管从产生起就不像是一个正规军。”朱建华觉得很无奈,在他眼里,城管是“五个没有”、“五个不统一”:全国没有统一法规;没有统一自上而下的管理部门;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没有统一的管理队伍;“污名化在所难免”。

尽管在全国范围内“五个没有”的现状至今依旧,不过让朱建华感觉庆幸的是,武汉市这一地法制、体制和机制创新的脚步却未停滞。

2010年3月,武汉市正式启动“大城管”模式:即在不改变城管局原有编制的前提下,设立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任,城管局下设由各区、各部门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的办公室,对全市以区、街进行综合管理。

这显然是一个“高配”的组织架构,武汉市各委、区政府、各职能部门一把手任成员,有利于统筹、整合各部门职权,以保证城管委的执行力和管理权。

与此同时,2013年3月1日,中国内地首部“大城管”法规——《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城市管理范围、细化城市管理标准。

“大城管”模式下,不仅增加了城管的直接职能,还增加了协调权。“这个机制建立起来,城管的经费,组织,物质保障的水平都翻倍提高。”

“从前城管与其他职能部门是平级,协调事情比较困难,一件事情你也可以管,我也可以管,容易造成扯皮。现在法规不仅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还赋予城管协调权,协调到有关部门管理,如果他不作为,我的办法是告黑状,可以通报批评,交给市治庸问责办追责。”

但朱建华感觉不那么轻松的是,“法规虽然赋予城管权力,却未赋予手段。”这有时让他感觉力不从心。

“我要调动他,如果他不做,还要追责到我,所以一般都是我们自己先做,做了再通报。比如,现在的空中管线管理并不是城管管,但没办法还是要自己先抓起来。”

原标题:武汉城管花式执法背后有100人保密第三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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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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